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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傳略
創辦人: 許梓桑 附錄 一頁失落的台灣史-李聰哲
[用一顆圖章打造九份黃金傳奇]。九份金礦原為日人藤田會社所有。但傳到其子,卻以經營金礦十分辛苦,當老闆的既要不停的下礦坑勘查,又要不眠不休的抓賊(黃金貴重,失竊嚴重),不是含金湯匙出世的小社長能玩的苦活,決定以當時的日幣40萬元賣掉(依當時的幣值推算,可能比現在的45億台幣還多)是個天文數字,該會社台籍包工基隆嚴氏兄弟,竟也加入競購的行列。



但傻人有傻福,作夢也能成真,奇蹟般的,竟以身無分文買到了該礦,成了金礦的新主人。原來顏家兄弟抬出當時的基隆市長許梓桑(日本政府官派)出來當他們的保證人,讓小社長以分期付款的條件出讓該金礦時。許梓桑既是日本政府信任敬重的基隆市長,又是當時基隆數一數二的資產家,家財很多,被視為合格可靠的保證人,所以許氏的保證,就把金礦分文未取的交予顏家兄弟經營。許氏當時聲望正隆、如日中天、飽學又多金,長得高瘦英挺,胸前的天皇徽章閃閃發光,矮小的總督府高官見了他,雙腳不免發抖,許氏當時的氣勢如虹,可以說是集三千寵幸於一身,是現今李遠哲+馬英九+郭台銘的綜合體,小社長見了許氏,就好像見了神,神既出面,只有「嗨」聲連連,欣然交出金礦,成了台灣史上最早最大的一筆「分期付款交易」。



這真是個天方夜譚的神奇!使窮兄弟一覺醒來擁有一座金礦,成了一個超級大員外。通常天方夜譚的故事都被視為虛構,是假的,但許梓桑以他的「保證圖章」一手打造的天方夜譚卻是真的,如假包換。是「歷史」不是「故事」。顏家兄弟果然是經營人才,「開礦達人」不但如期付清欠款成為台灣鉅富,也成了日據時代「台灣五大家族」之一。歷史不衰至今。



許梓桑是筆者的姑丈公,是家祖父的妹婿,所以從長輩處得知許氏的許多生平事蹟,並從許多文獻資料得到印證。許氏是個很慷慨豪爽的富翁,有人求他絕不說NO,一律幫忙,有人請他做保證人他從不拒絕,結果他的財產在他死前全被銀行拍賣,於1945年72歲時(台灣光復日本戰敗那一年)貧病交迫而死。



許梓桑于1874年(清朝同治13年)生于基隆市新店里,年幼亡父,聰明穎悟,喜歡讀書,稍長受教于「舉人江呈輝」,漢學造詣很深,尤擅詩詞。是台灣詩壇健將。日本據台(1895年)後,許氏勤學日語,組織「日文語練習會」和開設「幼稚園」。許氏,可能是台灣也可能是全清朝最早的「日語補習班班主任」,「幼稚園園長」,並在城隍廟做「乩童」替民眾問神明(當員外或做大官的人,往往不食人間煙火,但許氏一直與低層眾生膩在一起。),這些都是公益活動均不收費,是一個少年善人。1901年27歲獲明治天皇頒「藍綬勳章」(此勳章是日本天皇頒給民間最高級勳章,全台只有三人獲此殊榮,政商關係TOP的台灣五大家族沒有人獲得,可見此勳章之珍貴)是天皇勳章最年輕的得獎人。二年後(1903年)獲日本政府派為基隆市長,時年僅29歲,可能是台灣史上最年輕的市長,(當時基隆行政編制稱「區」而不是「市」,但當時的基隆幅員比當時的台灣總督領地的台北還大,包括台北縣的瑞芳、九份、澳底、侯碉、平溪、頂雙溪、貢寮、萬里、金山在內,是「大基隆」,也比現在的「大台北」還大。),凡二十餘年,任期超過歷任台灣總督(日本統治台灣50年,總督19人平均每人每任僅二年半餘。任期最長的是日俄戰爭名將「兒玉源太郎」,任期八年。)也超過光復後兩位蔣總統,堪稱日本的萬年市長。顯見其治績卓絕是一位好官、清官、能官。



許氏於市長卸任後,當台北州協議會議員繼續為地方服務凡五十年,有關地方公益善舉無不率先提倡捐輸,當時基隆有名的「月眉山靈泉寺」、「慶安宮」、「城隍廟」、「代天宮」等,他都是最大的捐款人,許氏提倡儒學,崇奉孔孟,是一位出色的詩人,是全台性詩社「瀛社」的中堅。做日本官往往被視為漢奸,但他絕不是漢奸,當時的詩社一直是漢人的「民族精神中心」。連戰的祖父歷史學家連雅堂先生于1930(民國19年)昭和五年3月2日在「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撰文擁護日本政府「鴉片公賣政策」,(題名:新鴉片政策驅歌論)文章一出,全台譁然,成為眾矢之的。不久「連」被所屬的詩社-「櫟社」開除會籍,成為「鴉片問題」一文的迴響。在日本統治者高壓下敢冒死反抗日本政府政策,顯見台灣詩人的「勇氣與民族氣節」只有名垂青史的文天祥可比美。大凡敢反對統治者政策,是很危險的,由此益見台灣詩人的勇氣可嘉。後來果真有一個人叫白雅燦者,誤認中華民國已是「民主陣容國家」,爆料民主國家總統均公布財產被判「無期徒刑」,另一個人叫「雷震」,則爆料,反攻大陸是「國王新衣」,是「天方夜譚」,則被判「十年徒刑」。現在台灣統治者已換人,新統治者已頒全體國民「青天白日勳章免死金牌」人各一面,所以今日爆料者多如過江之鯽,台灣已與歐美日同步被「世界人權暨環保組織」列為「無烈士污染國家」。



不論什麼公益活動,(寺廟興建、慈善、宗教、教育、文化活動)他總是任發起人創辦人,領導人及「最大腳」的捐助人。是個很四海的大哥,到現在台灣很少見到這樣的政治人物。許氏可以說是傾家蕩產「顧」基隆的人。1912年(民國元年),許氏以台灣的「日本政府官員-市長」,「天皇勳章得獎人」雙重身份,率基隆父老遠渡湄洲媽祖廟進香,並恭迎聖神像立基安座于基隆慶安宮,是「兩岸宗教之旅」的第一人,是「台灣媽祖文化節」源頭,比顏清標氏早約90年。台灣總督府對許氏此舉可能不爽,但未阻止。



許氏甘地般不抵抗、不與日人衝突卻很有技巧的把「政治」與「宗教、文化」切割分離,讓被統治的漢人保有自己的宗教,文化「私領域」,不受外來統治者侵犯,形成日本境內的一個漢人「租界」,借媽祖之力,團結漢人,等待黎明。所以許氏不只是個「勇者」,「智者」,也是個深藏不漏的「忍者」。據老人說,日本國民遇見配有天皇徽章的人都須立正致敬。身為國民一份子的台灣總督對許氏禮遇,自令人感到意外。



他為善不揚,為顏家做保之事,也僅向家人提及,並沒有向社會喧揚,而顏家兄弟對這個大恩人義助之事似乎無向其後代交代,以致這個「人無橫財不富」的天方夜譚真實版竟無人知,十分遺憾。



許氏能獲頒明治天皇勳章及獲派市長殊榮,依筆者推理,應該不是他做「乩童」斷事很靈驗,而是他辦「日語補習班」、「幼稚園」,以「自費辦理義務教育」的創舉受日本當局感動。依筆者看法,許氏所辦的教育規模用現在的眼光來看,應該是「愚公移山」那一等級,規模很小,鋤頭畚箕而已,只能讓天神嚇壞而已,但以當時的時空背景卻足以讓日本當局,視許氏為台灣,甚至是日本境內的「史懷哲」、「德蕾莎」!許氏的規模確不能與現在的台灣大企業贊助大陸的希望工程大手筆相提並論,但赫赫有名的明治維新大戲以「教育優先」、「教育第一」的強國方略,正與許氏熱心國民基礎教育不謀而合,幾乎一致。因此才獲得日本當局的讚賞,以致對這個「清國化外之民」,「台灣土著青年」,「基隆廟口囝仔」(許家住廟口旁)的許梓桑另眼看待。



明治維新,日本特別重視教育,特別是國民教育,筆者小時候就曾聽過數位受過日本教育的小學恩師(筆者生于1938<民國27年>)不約而同的說「日本的強盛,是日本國小老師的功勞」,吾人了解了這一層歷史背景,對許氏受日本當局倚重才不會感到意外,「國民教育」,確是日本強國磐石,沒有小學老師就沒有「現在的世界超級日本」,應非過言。



許氏是最早推動「一國兩制」的人,身為「日本官員」,卻堅持「漢文化本位」堅持「漢人尊嚴」與「大和文化」平起平坐,各領風騷,許氏雖身為「日本官員」,中華民國政府卻請他代表基隆列席日本投降典禮接受日軍投降,是戰勝國席位的「戰敗國俘虜」,其崇高人格已凌越國際政治倫理,應是他一生最大的殊榮,是第二次大戰史裡的奇聞、奇人。中華民國一向歧日,肯做這樣的安排,除了含有一份對許氏的崇敬之外,也表現了泱泱大國的風度,值得歌頌。至於日本政府長期容許其本島裔官員搞「一國兩制」、「漢文化本位」卻不吭聲亦應予稱許。再者,日本以異族統治台灣竟提拔一個台灣籍「乩童」出任萬年市長要職達二十餘年之久,顯見其對台灣統治有頗「卡哇伊」一面,也值得一提。明治天皇起用本島少年才俊,比經國先生提拔本土青年才俊早約七、八十年。明治以雄才大略聞名於世,不但能以若是海軍擊敗強大的中國(大清)海軍,蘇俄波羅的海艦隊,也能明察秋毫,連一個基隆廟口乩童都被他注意到了,明治氏治台也很「顧」台灣,1930年統計,殖民地台灣自來水普及率是22%,比內地的日本本土的20%還高。



姑丈公身為一代貴公子,但對娶某結婚一事,身段卻很低,完全破壞上流社會「門當戶對」的規矩,姑婆是個出身窮鄉僻壤的村姑,家住北縣雙溪鄉牡丹村(台鐵宜蘭線有一小站牡丹站)家貧,與哥哥的家祖父均無緣讀書,但這村姑卻出奇的好命,後來成了基隆市「第一夫人」,經常陪丈夫坐白馬車(與英國皇家用的一樣)出入日本政府官場盛宴,好不風光!(1923年民國12年大正12年4月16日,昭和太子來台訪問,這個歷史盛會原為灰姑娘的姑婆也躬逢其盛。),家母一再盛讚姑婆的好命是「台灣一」(TAIWAN ICHI) ,家母常以姑婆為例說明女人美貌財富學問「無路用」,命好最重要。家母這種「唯命論」,以姑婆而言倒也是事實。麻雀確可變鳳凰,姑婆是真實版的女主角。



姑婆不但命好,而且很有「幫夫運」,姑丈公得勳章,當市長都是在娶她之後,姑丈公為官一任二十餘年,政途十分順遂,姑丈公在她的陪伴下,把基隆市治理的井井有條,是個清潔、美麗如公園的都市,並做到「沒有小偷」,「夜不閉戶」的大同境界(孔子的理想國)基隆市政成就,是「清才日用」成功的經典之作,在「清國人市長」姑丈公轄下的台日兩國市民(日本人叫皇民,台灣人叫本島人)也都相安無事,和睦共處,據家母說,(家母曾任職基隆電信局接線生十年,有日本職場十年經驗),日軍在戰場上雖很兇狠,可是民間的日本人其實很膽小、守法,「挑糞不敢偷喝」,對弱勢的土著裔市長很服從,沒有火爆事件發生,姑丈公成了一個幸運的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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